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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掘以来，杨官寨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陶、石、骨、玉器达数千件。代表性陶器有尖底瓶、彩陶盆、彩陶钵、夹砂罐、釜、灶、大口罐、瓮、缸、筒形罐、鼓等，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骨器。

尖底瓶是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较小的口部，细长的体形，尖尖的底部，甲骨文、金文中用来表示酒的“酉”字，被认为是尖底瓶的象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团队合作，对杨官寨遗址等仰韶时代尖底瓶内残留物进行分析，发现了酒酸类遗存，揭示出当时可能存在的酿酒现象。一般以黍和薏苡[yì yǐ]为原料，辅以野生小麦族种子、栝[guā]楼根、山药及百合等，糖化后注入尖底瓶中酿制，尖底瓶的整体形制高度适用于酒的发酵和储藏。而且小口便于密封，有助于减少酒精挥发，尖底则可集中沉淀残渣，利于澄清酒液。酒的出现可能与当时的一些宗教礼仪、宴飨[xiǎng]活动有关，是探索社会复杂化和文明演进的有力证据。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尖底瓶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陶盆

杨官寨遗址发现的镂空人面陶器座也极具代表性，在陶盆的腹部镂空雕塑成人面的模样，眼睛、嘴巴中空，眼睛略弯曲、嘴巴微张，俨然一副微笑的表情，中间是突出的鼻子，形象十分可爱，该类器物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另在山西吉县沟堡遗址发现一件，但其整体制作不甚考究，面目较为狰狞。遗址内还出土了10多件人面饰的陶器，用镂空、浮雕、贴塑、戳印、刻绘、彩绘等方式，在陶盆、陶钵、泥饼、夹砂罐、陶环等器物上，制作成人面的形象。

庙底沟文化时期出现一些特殊器物，从出土位置、器物造型、功能设计等方面来看显然已经不再是实用器物，可能与祭祀或者巫术有关，可能就是特权阶层在进行大型祭祀活动时使用的祭祀用器。如华县太平庄遗址南台地M701发现的鹰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中，又称作鹗鼎、鹗尊。此器型是原始先民以神鹰为原型而制作的，鼎口位于鹰背中央，鹰无颈，头微仰起，尖嘴，勾喙，显得坚硬有力，两只外凸的双目，伫足而立，平视前方，炯炯有神，体形雄健，双腿粗大，与尾羽巧妙地分为三个支点，成鼎足之势。两翼贴在腹部微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高傲神态特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鹰鼎器物结构简洁，未加其他装饰纹样，通体打磨光滑，质感很强，整体造型优美，形态逼真。整个造型充满桀骜猛厉的气势，显示古代艺术家的大胆想象与精巧设计，更是体现了当时先民丰富的精神追求。

华县太平庄M701发现的鹰鼎

遗址内还出土了100余件精美的彩陶，一般在红色陶盆、陶钵、泥质罐等器物上绘制有黑红色花瓣纹、叶片纹、勾连回旋纹、人面纹、网格纹、西阴纹等图案，代表了仰韶时期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凸显了史前先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以杨官寨遗址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不仅在庙底沟文化核心圈内普遍使用彩陶，同时向外传播，影响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大半个中国。这些彩陶器的形态规范，图案标准，并且具有十分特殊、强大的文化穿透力，应该代表着这些陶器的拥有者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文化认同。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彩陶（一）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彩陶（二）

杨官寨遗址出土较为丰富的石器，主要器型有石球、石斧、磨石、石刀、石环等，其中用于农业耕种、收割的工具十分有限，似乎说明杨官寨史前聚落内鲜少从事农业生产。如此巨大规模的史前遗址如何获取实物资源，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或许当时已经存在资源调配和物资供应的可能。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是非常完善的祭祀礼制。杨官寨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石璧和石琮。其中石璧由大理石磨制而成，璧呈扁圆形，中心有一圆孔，外径16.9厘米、内径5.5—5.9厘米，肉宽5.5厘米、厚0.6—1厘米，这与《尔雅·释器》指出的“肉倍好，谓之璧”（邢禹疏：“肉，边也；好，孔也。边大倍于孔者名璧。”）等文献记述的玉璧器型十分相近。杨官寨遗址还出土一件残石琮，大理石制作而成，表面打磨光滑，截面呈扁状，外方内圆，折角处残损。一边残长5.3厘米、另一边残长5.9厘米、厚1厘米，可以说是目前所知琮的最早形态。所谓琼，外形方、内洞圆，后世又称“辋头”。因此，曾经负责杨官寨遗址发掘的王炜林认为璧、琮类祭祀的礼器应该起源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并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某些礼玉器的发展，对研究后期礼制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来源：本文摘自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西安文化遗产辑录》第二辑，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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